1、
这次朝韩会的种种细节，都表明金正恩是一个智商和情商双商都超级高的人，他成功地利用这个机会摆脱了外界对他的刻板印象。
看到文在寅在板门店军事分界线的另一边等候，他满面堆笑加快了脚步，几乎要小跑起来。 继续阅读“我们都低估了金正恩的智商和情商”
分类： 公众号文章
《欲望都市》剧终多年，可米兰达的人生仍在继续精彩
《欲望都市》里的Miranda，女演员辛西娅·尼克松要竞选纽约州州长了。前阵子她在自己的推特公布这个消息后，引发过一阵不小的轰动。
当天晚上，她的第一个竞选视频光是在推特上的播放量就突破了100万次。 继续阅读“《欲望都市》剧终多年，可米兰达的人生仍在继续精彩”
看完这个故事你就明白叙利亚为什么这么复杂了
前不久《纽约时报杂志》登了一篇调查报道，讲了一个情节异常曲折离奇的真实故事。
不要去朝鲜买房……
昨天一篇《朝鲜宣布改革开放》的微信文章猛烈刷屏……
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太能刺激中国人的G点了，过去三十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几乎全都可以归为这四个字产生的效应。
再加上朝鲜这个国家，浸润着中国人无数难以细究的复杂情绪。 继续阅读“不要去朝鲜买房……”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纪念日
2014年4月16日，韩国“世越号”轮船在全罗南道附近海域沉没。如果你四年前已经开始关注新闻，对这件事一定还有印象。
当时，有一批船上乘客给家人发出的短信截图在全世界流传。 继续阅读“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纪念日”
15000份从垃圾堆和废墟里找到的文件，揭开了一个大秘密
在推特上，我一直关注着一个叫 Rukmini Callimachi 的女记者。她有丰富的中东和非洲报道经验，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
最近几年她报道的重点是ISIS，有媒体形容她是“让ISIS既痛恨又尊敬的记者”，因为她总是能够通过各种出其不意的手段，挖到一些关于ISIS的消息——比如混进ISIS的网上聊天室。 继续阅读“15000份从垃圾堆和废墟里找到的文件，揭开了一个大秘密”
一个多么耐人寻味的巧合
你也许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一定看过他的画
凯斯·哈林(Keith Haring)是80年代全美国最有知名度的波普艺术家之一，20多岁时一夜成名家喻户晓，30岁出头就因病去世，天才而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不管有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我想很多人一定曾经在某个场合看到过他的作品。 继续阅读“你也许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一定看过他的画”
美国再爆惊天大丑闻：窃取50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为了操控人心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观察者报》爆出了一个惊天大新闻：
一家叫做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数据公司，非法窃取5000万Facebook用户资料后用算法进行大数据分析，根据每个用户的日常喜好、性格特点、行为特征，预测他们的政治倾向；
借助Facebook的广告投放系统，这家公司可以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每个用户进行个性化定制、有高度针对性的新闻推送，进行潜移默化的洗脑，最终达到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投票选择的目的；
他们和特朗普的竞选阵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司的投资人是死忠的共和党保守派支持者，特朗普的资深幕僚曾经是公司的副总裁，而他们的目的是在美国打一场“文化战争”。
消息的来源是剑桥分析的前员工威利(Christopher Wylie)，他向媒体详细地披露了其中的内幕。
几个数字足以看出这件事的热度：
纽约时报网站上一般文章的评论不过几十条上百条，但这一次有几千条评论；
《观察者报》隶属卫报集团，卫报网站上的报道被转发了14万次。
听起来匪夷所思，但通过大数据来影响选民的政治倾向并不算是什么太新鲜的事，过去媒体上已经有不少相关的报道。
这一次之所以成为重磅头条，是因为：
第一，数据的量级实在恐怖，整整5000万Facebook的用户数据，接近Facebook美国活跃用户总数的三分之一，美国选民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二，这些数据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窃取后用于政治目的，媒体因此定性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泄密。
剑桥分析是怎么窃取Facebook用户数据、又怎么使用这些数据的呢？
先说一件几年前我在美国一家财经杂志上看到的事情。说的是美国某个内陆州一个中年男子向Target超市投诉，因为这家超市给他未成年的女儿投递孕期用品的小广告。
结果几天以后，这个父亲又来道歉了，因为他的女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发现真的怀孕了。原来Target的系统根据她女儿近一段时间的消费购买习惯，自动分析出她有了怀孕的迹象。
这就是大数据的恐怖之处——可以在家人朋友、乃至本人知道怀孕之前，就先推算出你怀孕了。
Target虽然是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超市巨头，但手头的数据毕竟只是用户买过哪些商品。Facebook就不一样了，坐拥22亿的活跃用户，数据规模要比Target大得多，两者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因此可以分析出来的东西就更多、更精准。
这些海量的数据是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也是Facebook最大的财富，让每一个有野心的人都垂涎三尺。
Facebook有个特别的地方是，绝大多数用户都用真名真姓注册，同时会在上面登记大量的个人信息——生活的城市、毕业学校、工作单位，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生活中的社交关系链完整地移植到了Facebook上。
Facebook还有一个独创的机制，叫like，微博的点赞就是向他们学的。Facebook鼓励用户点赞，每个用户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点赞行为。
而这个点赞，可以透露出很多甚至连家人朋友都不知道的隐藏信息。Facebook内部就一直通过分析点赞行为，来实现广告的精准投放。
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多的研究。剑桥大学有一个“心理测验学研究中心”，他们可以从用户点赞哪些帖子和新闻，分析出每个人的性别、性向、宗教信仰、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政治理念是自由开明还是偏保守、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会给哪个党的候选人投票，等等等等。
2013年，亿万富翁、共和党的大金主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和女儿在极右派的斯蒂芬·班农的建议下，试图把原本已经在商业领域被证明是有效的数据分析引入政治领域，让数据分析为自己的保守政治主张服务，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渗透每个人的大脑，改变美国的政治版图，来打一场“文化战争”。
他先是找剑桥大学合作，但剑桥没有答应。于是他们私底下找到了剑桥心理学教授科根(Aleksandr Kogan)。
这个科根的身份挺可疑的，他出生在东欧国家，在俄罗斯生活过很长时间，后来才移居美国，有俄罗斯和美国双重国籍。
媒体发现他在圣彼得堡大学也担任教职，还拿过俄罗斯政府的资助做数据分析研究，但他对外的履历里却刻意隐藏自己的俄罗斯背景。
媒体还发现，剑桥分析和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卢克公司(lukoil)私下里也有过接触。所以这件事的背后，很可能也有俄罗斯的势力。
在科根的帮助下，罗伯特·默瑟出资1500万美元创办了剑桥分析公司，聘请班农担任副总裁。
剑桥分析的另一个核心人物，CEO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野心勃勃地想要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政治数据分析之王。
剑桥分析开发了一个让用户进行“个性人格测试”的 Facebook app（类似微信的小程序），每个用户做完这个测试，就可以得到5美元。
因为这个app是寄生在Facebook平台上的，用户需要授权开发者获得自己的Facebook资料以及自己的好友信息才能使用。通过这样滚雪球的方式，剑桥分析最终得到了5000万名用户的资料。
他们为最初的一批测试者建立心理画像，通过比对他们的回答和他们的个人资料建立一个强大的算法模型，再用这个模型来预测和影响其他用户的行为模式和投票选择。
比如说，针对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中间选民，他们会推送有针对性的新闻乃至假新闻，潜移默化地改变和操控他们的心理。
容易被煽动起来的，就推送耸人听闻的内容；看起来智商比较高的，就把内容包装得再巧妙一些；虽然支持特朗普但是可能不太愿意捐款和出门投票的，就强调下形势的严峻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总之就是投其所好，高度精准的个性定制。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套战略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但表面上看起来是极其成功的。至少我们看到了特朗普上台，而班农也一度被聘请为白宫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
剑桥分析公司也私下宣称，自己才是特朗普得以胜选的幕后功臣。
除了美国大选，剑桥分析还号称曾经介入和影响全世界许多国家的选举，包括肯尼亚、印度和哥伦比亚。甚至连英国公投，可能都有他们的因素。
Facebook原本有机会制止这一切的发生。早在2014年，他们就监测到了剑桥分析大量获取用户资料的异常行为，但可能是过于麻木，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而是放任剑桥分析继续非法使用自己的用户数据。
而对外界，他们一直隐瞒着这一切，上个月他们在接受美国国会关于Facebook上假新闻的质询时，还坚称自己的用户数据从来没有被挪作他用。
甚至在这次《纽约时报》和《观察者报》的重磅报道出台后，他们做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封杀了爆料者、剑桥分析前员工威利的Facebook账号。
正是因为这样的做法，所以Facebook现在站在了风口浪尖，成为美国人千夫所指的邪恶公司。
如何对这样坐拥海量数据、但却缺乏透明度的公司进行立法监管，是现在美国人正在激烈讨论的话题。
几年前，中国网络上流传一个笑话，说如果搞一个一人一票的海选，那不管评选什么马化腾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胜，他只需要发个QQ弹窗许诺给每个选他的人发Q币就可以了。
在中国，这可能永远都只会是一个段子。但现在在美国发生的事可以看成这个段子的现实升级版，一样显示了网络操控人心的可怕力量。
只不过，用的不是发Q币这样简单粗暴的手段，而更像是《盗梦空间》那样精心设计的洗脑艺术。
其实不光是Facebook，一切存在中心化机制的社交网络都有这样操控人心的力量——相比之下，微信的去中心化机制显得是如此珍贵，朋友圈除了明确标示的广告你看不到任何微信官方的推送，时间线也不会受到干扰。
微博就不一样了，把某个话题在微博热搜上挂一天，你可能真的就以为那是全天下都关注的热点；
某件事发生，你原本还没有太明确的态度，假如微博筛选出十条某一派的相似观点，一股脑地放在你的时间线上，你可能也就会被说服了。
说到底，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楚门的世界。
《北京人在纽约》害了很多人
最近我和朋友们谈了很多移民的话题。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虽然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移民热潮一直没有消退，但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差不多是2008年前后。
当然这个分界点不是一个明确的界限，只是一段模糊的过渡时期。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次出国热。那时的中国才刚打开国门没多久，中国人对世界的一切既感到无知又充满好奇，移民美国成为了许多人的终极人生梦想。
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很多相关的文艺作品，连远在香港的张学友都来凑热闹，唱了一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更著名的是那部叫做《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一播出就风靡全中国。
每集片头都有的那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流传至今仍是用来形容纽约的经典模板。
我是在2006年第一次去纽约的，那时已经是这一波持续了十多年的出国热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我之后，2008年以后，我在纽约再遇到国内来的留学生，竟然有了一种奇异的陌生感。
1985年以后出生、在全新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仿佛突然转换了DNA，骨子里有着我和我之前几代人所没有的自信与张扬，无论是眼界和心气都已经完全不一样。
在2008年以后，虽然出国留学和移民的人数都持续增长，但出国这件事，已经褪去了它本来就不该有的神秘色彩，还原成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只是无数种选择中的普通一种。去纽约和去北京上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样稀松平常。
出国呆一段时间，不想呆了，随时可以潇洒地回去，就像逃离北上广一样。虽然这个过程不会轻松，但至少这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可能性。
而对2008年之前，尤其是2000年之前、1995年之前出国的人来说，出国往往是一条不归路，他们需要为此押注上自己全部的青春，所有的人生。也因此，这件事带上了一种出埃及记式的悲壮和未知的命运感。
电视剧里，姜文扮演的音乐家王启明，在纽约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最后成为了一名商人，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模板。
这个模板的反面，是很多原本在国内小有成就的职业人士，到了美国之后只能靠在中餐馆刷盘子、或者在百老汇大街帮游客画5美元一幅的肖像画谋生——现在再移民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了，如果真的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宁愿拍拍屁股回国。
而在这世俗意义的成功和失败的两极之间，是更多的人过着平淡的生活。原本押注了全部人生想要换回来的成功，最终没有出现。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的朋友荣筱箐写的，她是在2000年去的美国。她说，当年整整一代中国人跑到纽约，大概都是中了王启明的毒；于是真的到了纽约之后，就在平淡里感到了落差。
时间倒回2000年的8月，我拿到来美国留学签证的那天，我和当时的男友坐在他出租屋的沙发上，那间屋子光线昏暗，墨绿色平绒罩面的沙发在阴影里看上去像个深不见底的池塘，我们像沉入水底的鱼一样一言不发。
他沉默着把一张《北京人在纽约》的碟片放到录像机里，屏幕上打出那句著名的开场白：“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然后我们沉默地着看王启明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挣扎，最终从地下室走进了大豪宅，获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
那时候我们已经确知我们的关系到我出国的时候就算结束了，我很难猜测他心里希望纽约对我是地狱还是天堂，但我知道他在试图从剧情里揣测我在纽约跌宕起伏的生活，和这种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会怎样把我变成一个腰缠万贯却跟亲爹妈吃饭都要分账的怪物。
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实在小看了纽约。这个变幻莫测的都市能容得下各种活法，安放得了所有情感，给生活准备了无限多的路径，这种丰富远远不是天堂和地狱这两个概念就能包容，所以人们才说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
但这并不是说，人人都能成为王启明。有耕耘就有收获从来都不是必然而是幸运，这一点在那儿都一样，任谁只要肯奋斗就能如愿以偿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
而移民呢，往往又都是带着不切实际的万丈豪情来到连生存都成了挑战的异国他乡逐梦，如果历尽艰辛最后功成名就的喜悦和卧薪尝胆最后一事无成的失望都可以斗量的话，我毫不怀疑在纽约这样外国出生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里，前者不过是涓涓细流，后者才是汪洋大海。
可惜能够斗量的只有王启明式的成功，因为只有“得”可以被物化，可以成为豪宅、跑车、创业论坛上高深莫测的PPT、衣锦还乡时珠光宝气的衣裳，这也让它被不成比例的夸大，显得好像无处不在。
而“失”是无形的，它是你心上那个永远都补不起来的洞，何况大部分人都对此讳莫如深，紧紧捂着那个缺口，不让别人看，也不让自己看，假装它根本不存在。有时候你只能像中医一样，在望闻问切中揣测一下那里的痛。
比方我采访过的一个乒乓球教练，他曾在中国带过省级专业队，来纽约开了个小俱乐部收徒教课，糊口不成问题，但美国人打球不过是玩玩，教练也没了以前国家体制里养兵千日的优沃和赛场上调兵遣将的威风。
我去采访他时，现场有几个华人在俱乐部里打球，他毫无必要的把我介绍给他们，还看似漫不经心其实非常刻意对每个人说：“新华社记者来采访我。”
这令我有点吃惊， 但我什么也没说，人艰不拆，他知道我不是在新华社供职，我也明白他为什么要说我是。
还有在时代广场给游人画肖像的画家，说他本想来到纽约这个艺术之都大展宏图，花了大半年到博物馆里看名家真迹，兴奋过后一蹶不振，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老老实实买小凳子和画架当起了只为稻粱谋的街头匠人。
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别把他的全名登在报纸上，说不想让还在国内的老婆看到。
“你老婆不知道你在纽约靠画画谋生吗？”我问。“知道，但她不知道是在哪儿画。”他盯着自己的脚尖说。
还有一个曾供职于华尔街大公司的程序猿，业务过硬却不善言辞，错过好几次升迁机会，逼着自己学会看棒球和下班后在酒吧喝酒，就为了能跟上司增加接触的机会和共同话题，以便下次有升职机会时不会再被忘记。
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司濒临倒闭，程序猿没等到升迁，等来了裁员。
他跟我说，拿到粉色裁员通知单，手里抱着装了自己家当的纸盒子被公司保安“护送”出门时，他其实心里并不难过还有点高兴，因为华尔街披星戴月的工作节奏，他已经快不记得孩子在不熟睡的时候是什么样了。
我在纽约遇到的中国人里，只有一个用了“失败者”这个词指代他自己。
有一次我们随便聊着些鸡毛蒜皮却还算愉快的事，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说了句：“像我这样的失败者……”
他说得若无其事，我却错愕了很久。他在一家小公司做业务代理，不算大富大贵却也不愁吃喝，有房有车，夫妻和睦孩子健康，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所有这些好像都跟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不搭。
后来我明白了，其实一个人对自己成功或失败的判断往往跟他拥有了什么并不直接相关，而是取决于他离自己当初那个梦想有多远。
在《北京人在纽约》里初识纽约的整整一代中国人大概都中了王启明的毒，很多人来到美国时身上仅有的东西就是简薄的行囊和华丽的梦想。
一旦生活在地狱和天堂之间为他们另辟蹊径，飨以平平淡淡的喜乐安康，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不是在纽约应该有的活法，从此在对自己的苛责中一生迷失。
说到这儿必须得讲讲敏姐的故事，她是来自东北的老三届知青，在中国嫁了部队里年长的高官，配警卫员的那种。
90年代末，她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美国，原本想靠祖传镶牙的本事混口饭吃，来了才知道在纽约能拿到执照开业的牙医个个都读过牙科博士。
没办法，敏姐开始在皇后区的跳蚤市场做起了批发生意，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说，还怕被熟人认出来传到中国去没面子，出摊时总用围巾把头脸包的严严实实，觉得生活没盼头了就到公园里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有一阵子还想过要跳楼一了百了。
就这么摸爬滚打着也熬过了几年，老公跟她协议离婚，但敏姐终于把儿子接来了。
十几岁的男孩子正在叛逆期，不能适应新环境，旷课逃学，敏姐太忙连家长会也没时间去。
儿童局官员上门家访，想要确定家长是否忽视了孩子的利益、政府是否需要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交给寄养家庭。多亏好心的华人翻译，在问话开始前用中文悄悄对儿子说：“你妈妈在美国带着你不容易，等会回答问题时不要乱说。”
敏姐至今感谢那个叫戴安娜的翻译，相信是翻译嘱咐的那句话才让她留住了儿子，她也是从那时起明白了即使是在美国，做生意挣钱也远没有把儿子养大成人重要。
这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敏姐的儿子高中毕业就辍学了，跟朋友开了个小酒吧，生意挺红火，还找到了心仪的女孩。敏姐现在也就退了休，帮儿子打理生意。
她说现在很多人见到她整天笑呵呵心满意足的样子都不相信她曾经有过那么艰难的挣扎，她说她心满意足只不过因为她想通了，中国有中国的好，美国有美国的好，她现在跟谁也不比了，只安心过自己的日子。
如果非要用成功和失败来分类的话，我觉得像敏姐这样出走半生，最后跟自己和世界达成了和解，至少应该算是成功的一种。
时间切换回2017年的8月，我回国度假，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问：你得到当初去美国时想要的东西了吗？
我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是。
十七年来纽约并没有让我腰缠万贯或变成怪物，我在世界中心做着日薄西山的行业，挣着微不足道的工资，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但我当初来美国的唯一目的就是看看不一样的世界，这个理想在2000年那个夏天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
李宗盛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是真的。走得越远越可能见到稀罕的景致，这也是真的。跟纽约所能提供的绚丽景致比起来，所谓成功或者失败其实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