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晚

前两天我介绍了一部最近在美国很火爆的纪录片《制造杀人犯》,讲的是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底层白人,年轻时被冤枉而坐了18年的牢,后来被DNA证据洗脱冤情,没想到出狱两年后又再次因为谋杀罪入狱。他的第二次受审过程同样疑点重重,有很大可能又是冤狱。

这部纪录片从他第二次入狱开始拍,跟拍了十年,上个月播放后引起巨大的轰动,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有十几万人联名签署要求对案件重审。 继续阅读“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晚”

比烂的世界

这阵子有一部小制作的网剧红了一把,虽然还没有到全民刷屏的程度,但是声势也不算小了。为了避免做广告的嫌疑,我不说这部剧的名字,反正知道的都知道,不知道的也不必知道。

红的原因,据说是这部剧的剧组很穷,为了省钱做出种种雷人之举。虽然是一部古装电视剧,但是演员们却都穿着现代的凉鞋;剧组甚至连长裤都买不起,演员们只能穿短裤,所以镜头前时不时就露出白花花或者毛茸茸的小腿;剧中皇上出行时的轿子连顶都没有,就是用一把普通的椅子改装了一下。

出于好奇,我也去看了几集,大致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这部剧虽然不乏可取之处,比如演员都还挺好看而且演得也讨喜,但是剧情实在太弱智,情节上的漏洞比比皆是。总的来说,是一部非常烂的电视剧。

但是这部剧的导演和宣传非常聪明,他们知道在这个信息严重过剩的时代,一部小制作网剧——不管好还是烂——如果没有噱头,都很难脱颖而出,于是就干脆豁了出去装穷卖雷。

一开始,先是有几个娱乐类的公众号放出风声,历数此剧的种种雷人之处。在它们的引导下,大家纷纷奔走相告,此剧有毒,穷得坦荡,雷得销魂。随后传统媒体和更多的公众号自发跟进报道,于是名声就像滚雪球一样累积,这部剧不出意外地红了。

我猜他们大概是受到了泰剧《不一样的美男》启发——那更是一部雷得让人皮开肉绽但却被很多人甘之如饴的雷剧之王。

这样的宣传手法其实没有什么奥秘,人人都可以效仿,无非就是承认我烂,我就是烂,烂到了极致,就成了传奇。

那些也烂、但是烂不过它,或者做不到心安理得撕破脸地烂的,就输了。

说到底,这是一个比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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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烂片恨之入骨,遇到烂片总要痛骂几句。直到我上个月看了《师父》。

那是一部质量中上乘的国产电影,风格独特,情节紧凑,演技精湛,故事好看,有大时代的幻变更替,有小人物的不由自主和为了自保的周旋算计,有一点点清奇的脑洞,一点点中国式的魔幻和荒诞。

我一次次地向我的朋友们安利,一定要去看《师父》,不看会是一个损失。

在豆瓣和朋友圈,这部片子都收获了惊人的好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用。在别的烂片大烂片都能轻而易举地拿下几亿十几亿的票房时,《师父》的票房只有尴尬的5000万,可谓一败涂地。

有人向我解释说,因为电影院线给这部片子的排片太少,很多人就算想看也看不到。但是排片是由市场决定的,正是因为观众少,所以影院经理才不肯给这部片子多排上几场。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看的人少。 

这么好的片子,票房却差得这么离谱,我几乎要吐血,久久无法释怀。

但是,我对电影院里那么多的国产烂片反而从此释怀了。因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

如果随随便便拍一部烂片,装疯卖傻一下就能轻而易举地大赚一把,那还有多少人肯花上心思去认认真真地拍呢?

所以也就难怪一部又一部的烂片成群结队堂而皇之厚颜无耻地出来捞钱了,他们不过是在迎合大多数观众的趣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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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上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模式的热门事件,那就是某个人在公众场合不守公德的行为被有心人拍了下来发到网上,然后大家群情激奋,扑上去把事主撕得体无完肤。

不管是在地铁上啃鸡爪时掉了一地的低素质乘客,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孩子而给他人造成不便的家长,都会招来山呼海啸的谩骂。如果事态的后续是某个路人路见不平出手狠狠教训了那个讨厌的外地人或熊孩子,又会引起满堂喝彩。

即使是那个因为偷了超市的东西被抓住而跳楼自杀的少女,死了之后依然得不到大众的原谅,多少人仍然觉得她死有余辜,毫不足惜。

你怜惜她,你就是圣母心。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虽然不守公德是一种恶,但是随便把别人的照片视频发在网上,同样是一种恶;恶语相加,人肉搜索,游街示众,把对方不留活路地往死里骂,更是一种恶。

难道更好的方式,不是发对方的视频时用马赛克遮住脸,把大众批评的矛头指向那个错误的行为,而不是犯错误的那个人?

你错了,就该接受惩罚,就该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你犯恶在先,就天然地赋予了我用另一种恶行使私刑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信奉的真理:以恶制恶。

这样冰冷的丛林法则,常常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在这样一种图痛快的集体同仇敌忾正义感爆棚的情绪宣泄里,宽容、理性、温和全部荡然无存,处处图穷匕见戾气横生,人人持利刃相刺,最终成就了更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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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恶毒成了才华,促狭变成了犀利,刻薄被当成有趣。

越大声,越刻薄,越有人追捧。

所以,各种“婊”成为了网络热词,被很多人挂在嘴边,随便就可以贴在某个他们看不惯的人身上。

所以,“致贱人”、“致low逼”这样的文章才会在微信上爆红。

所以,才会有人在介绍自己写爆款文章的经验时带着一丝成功的自得说:

“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你不适合。

你看了《乌合之众》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

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比烂的世界啊。

我在美国认识的台湾人

我在美国认识的台湾人

说来奇妙,我对台湾的大部分认识,来自美国。

当年我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因为没有打算找工作,想呆几个月就回国,所以就从学校提供的公寓搬了出来,到皇后区找了一处比较便宜的房子,每个月600美元。

房子一共是三室一厅,两个室友都是台湾人,其中一个是学计算机的学生,每天宅在自己房间里,偶尔在客厅或者门口碰到,也只是客套地互相点点头,再无别的交流。

另外一个室友则完全相反,在我刚搬进去的第一天,就拉着我热情地聊了很久。到了晚上,他拿着两个酒杯一瓶红酒来敲门,说要找我喝酒聊天。

可想而知,一个台湾人和一个大陆人刚刚认识,聊天的内容必然大部分集中在两岸话题。我们从毛泽东蒋介石说到胡锦涛陈水扁,从北京上海和台北说到简体字繁体字的区别。我说自己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哈哈大笑说,以前台湾小学课本里都说大陆人民没有饭吃只能吃香蕉皮充饥。

第二天,他又拎着一小箱的百威啤酒来找我聊天。再后来,他几乎天天都来找我,不是带着啤酒就是红酒。一开始感动于他的热情好客,但很快我就有点不堪其扰了,每天晚上回家都悄悄地开门,连客厅的灯也不敢开,怕他听到动静又要来找我。

但经常,还是会被他抓到。大概,在海外的人,都是寂寞的。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把所有能聊的关于两岸的话题都聊遍了。一开始大家都是礼貌克制的,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各自的边界。慢慢地熟悉了,放松了下来,就会不小心碰触到对方的敏感点。

有一次,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在说台湾人的时候,用了类似“我们中国人”这样的说法,他马上就严肃地纠正了我,“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之后,我就想捉弄他一下。于是有一次,我故意说,“我们中国人和你们台湾人可不一样……”我淘气地想看看,一个台湾人看到向来把台湾人当成中国人的大陆人却一反常态地把台湾人排除出中国人的范畴时,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没想到他却怔住了,愣了一下对我说,“不要这么说,我们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

听到一个向来把台湾人和中国人严格区分开来的台湾人辩解说自己是中国人时,我的内心有恶作剧成功的小小快感。但是更多的,是感慨。

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台湾人所有纠结困惑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们的身份认同,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明确的指向。

再后来,阴差阳错地,我在美国找了工作,留了下来,一呆就是好几年,又认识了许多台湾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四十多岁、已经入了美国籍的台湾大姐。她的儿子在美国出生长大,非常优秀,入围了美国青少年的顶级科学奖项西屋科学奖。

一认识我,她就非常热情地拉着我聊天,问起我的家乡,说她和我是浙江老乡,她是在台湾出生的外省人。说到她对儿子未来的安排,她说,打算让他回国。

我有点好奇,就问她,回国指的是回大陆还是回台湾?

她说,当然是大陆啊。

那一刻我有些感动。

这样的台湾大哥大姐,我还认识不少。所以你看,再老一辈的台湾外省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就要明晰一点,少了很多纠结,可以大大方方地把“回国”里的“国”等同于大陆,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是中国人。

再年轻一点的台湾人,纠结可能也要少一点,只不过天平要往“台湾”那一边倾斜了很多。

有一次在Q线地铁上,我坐着打盹,旁边站着一群台湾小孩在聊天,应该是还在上本科的留学生。我听到熟悉的中文,一下子来了精神。

他们在聊自己是“台湾人”,似乎每个人都对此表示了认同。突然其中一个说,“可是我们的护照上没有写台湾嗳”。这似乎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于是他们开始讨论,护照封皮上印的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现,闭着眼睛装睡的我,其实在认真地偷听他们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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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大陆出生长大的我们来说,中国这个词的指向是明确的,不会产生紊乱的理解。

可是对台湾人来说,中国这个词,实在太复杂,太复杂,有太深刻的内涵,太肤浅的指代,太混乱的理解,太沉重的历史,太不堪重负的文化和政治承担。这是他们从出生就要面对的身份认同困惑,不解决自己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两千多万人存在的合理性就失去了基础,就只能像无根的浮萍。

有时候想想,蛮残酷的。

在台湾的台湾人,可以一厢情愿地去中国化,割裂自己和中国这个词所存在的一切关系。可是一旦离开台湾,来到美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掩耳盗铃就会遭遇许多现实的尴尬。

这种尴尬来自政治层面,因为“台湾”是一个在国际上不存在的地方。但是更多地,是来自文化层面。比如一个偏执地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当他想家的时候,他会不会去中国城的中餐馆吃一碗水饺或者蛋炒饭?吃完蛋炒饭解了乡愁,会不会让他对“中国”这两个字多了一些微妙的认同?如果他留在美国,入了美国籍,那他算“华”侨吗?有些人倒是生造了“台侨”这个词,可是台侨算不算华侨的一个部分?

他说的是“中文”,他生的小孩是“华裔”……每时每刻,他都会被提醒他身上和“中国”有关的那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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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这个城市,最有意思的是这里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人,是一个种族的大熔炉。

这个大熔炉里熔炼的,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没有办法遇到这么多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中国人。在这里,“Chinese”这个概念的层次,要比在中国更加丰富更加斑驳更加复杂。

除了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还有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印尼华侨、泰国华侨、越南华侨、缅甸华侨、老挝华侨;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也有父母一代从大陆移民到香港的香港人;有刚刚“fresh off the boat”的新移民,有已经扎根很多年的老移民,有留学生,有偷渡客……

就连医院和法庭上提供的中文语言服务,都会细分到普通话、粤语、闽南语、台山话。

在这个大熔炉里,大陆人和台湾人有机会远离所有的政治预设生活在一起,日复一日地发生着交流和互动。然而有时候,完全远离政治预设,也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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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了台湾。我去了二二八公园,去了《悲情城市》里的九份小镇,去了侯孝贤电影里经常让我恍然如同回到南方家乡小县城的台湾小城。在诚品书店,我买了很多思考台湾前途和命运的书,其中有一本是《联合报》的社论结集,里面有一篇就讲到了对“中国”这个词的理解。

回来以后我兴致勃勃地和一个十多年前在北京就认识的台湾好友聊起对台湾的良好印象,台湾人是如何温文有礼。她却不以为然,给大陆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所谓台湾的“人情社会”却是让她和许多台湾人深恶痛绝的台湾式不思进取的小格局,她期待台湾能够成为一个更加讲究规则、而不是只依靠人情关系运转的现代社会。

也许对于台湾,我们都还存在许许多多的误读,许许多多的不了解。

一个大陆人和一个台湾人坐在一起,往往就像是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彼此有太多的熟悉,又有太多的不了解。

许多年以前,大陆网络上流传一篇大陆人写的对于台湾感情的长篇雄文,讲大陆人对台湾的感情,又讲台湾如何冷漠地抗拒和伤害着大陆的热情。那时我还在上初中,看完之后,止不住地泪流满面。那时的台湾,民进党还没有形成气候,两岸关系也非常复杂微妙,但是相比现在,要简单多了。

2005年,连战到北京的历史性访问,我守着电视看直播,看得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这些我从来没有和我的台湾朋友们说起过,因为他们不会理解这样的感情,也不会被感动。

这一次,又是历史性的会面。我很兴奋,但是已经不再那么激动。因为我明白了,民族大义已经没有办法说服台湾人。

大陆人对于台湾的感情,是直接的、炽热的、一厢情愿的。而台湾人对于大陆的感觉,是犹疑的、审慎的、隔膜的。

归根结底,还在于我们对彼此的不了解。我们不了解他们这些年,走过了什么样的路,走到了哪里,未来,他们又想要去哪里。

不要相信美国人的赞美,不要相信中国人的“改天”

美国人,可能是世界上使用语言最随便、最浮夸、最虚伪、最言不由衷的一群人。

表现之一,是对形容词的滥用。关于这一点,看一看苹果历年来的产品发布会就知道了。 继续阅读“不要相信美国人的赞美,不要相信中国人的“改天””

旅行时打开这个世界的正确方式

其实我不愿意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更不愿意摆出导师形象答疑解难贩卖鸡汤。因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标准答案,也就无所谓什么旅行的正确方式。

旅行时深入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固然好,但走马观花一天看10个景点也不错啊。到了异国尝尝当地的特色食物有必要,但我就是想找家中餐馆吃碗蛋炒饭又怎么了?住青旅穷游天下很好玩,但在五星级酒店睡到自然醒再去逛逛街也是难得的悠闲。你去你的西藏印度有你的逼格,但我玩我的新马泰也有我的乐趣啊。 继续阅读“旅行时打开这个世界的正确方式”

香港消失

1、

前两天我去看了《煎饼侠》和《捉妖记》,如果严格要求,这两部片子都只能算是及格的娱乐片,瑕疵也挺多的。但是在一大批低智国产烂片集体无下限骗钱的衬托下,这两部扎扎实实、充满诚意的良心之作就显得难能可贵,不禁让人想入非非,觉得它们或许将揭开一个国产片从此“正常”起来的新时代。 继续阅读“香港消失”

我们站在一样的战壕里,面对一样的困境

我们站在一样的战壕里,面对一样的困境

1、

如果你看了今天蔡康永的那段视频,你大概会同意我的看法:这是中国电视史上迄今为止最真实、最勇敢的一刻。

无数人被康永声泪俱下的话打动。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他道出了所谓出柜之后的艰难处境,更因为他代表着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做真实的自己是何等艰难。

这也是我觉得在看待康永这段话的时候,没有必要纠结“出柜”、乃至神圣化和悲情化这件事的原因。因为最终,不管性别性向如何,不管发肤颜色怎样,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同一条战壕里,面对同样的困境。

所以,康永的勇敢,理应有更大的价值。

2、

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不鼓励一个人做自己的。

从小到大,乃至终老,社会给我们设置了无数的规范。在每一个抉择的关口,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里,我们都被那股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束缚牵引着。

那股力量叫做“别人认为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它是父母的殷切期望,有时候它是亲戚朋友善意的关心,有时候它是同事邻居背地里的流言蜚语,有时候它是路人难以掩饰的惊讶目光。

而在每一个你渴望真实表达自己的时刻,它们都是扼住你咽喉的黑手。

蔡康永说,“我们不是妖怪。”

可是,这本来就是一个把所有“不一样”的人视为妖怪的社会。你烫了一个奇怪的发型,穿了一件出格的衣服,选了一个没什么钱途的专业,辞掉了一份好工作,过了三十岁仍然不想结婚,一辈子不想生孩子……感受到的压力也许有所不同,但都会被视为妖怪。

3、

好在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好的时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更多自由呼吸的空间。可是康永的那种真实和勇敢,仍然是很稀缺的。

在节目中,康永列举了很多例子,从CNN的新闻主播安德森·库珀,到苹果总裁蒂姆·库克,无一例外,都是美国人。

很多人问过我,北京和纽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不喜欢做机械粗暴的对比,但是如果一定要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是,美国文化里真的给人留下了多得多的做自己的空间。没有人会对你说,“You are supposed to be”什么样子,没有人对你说“You should do”什么事。你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Just be yourself.”

4、

康永说,他很孤单。可是我想,有一个人,也许会比他更觉得孤单。那就是站在他身边,同样眼角泛红的金星。

身为变性人的金星,处于一个更小众的弱势群体里,身上被大众打着更加难以揭下的标签。不信你去翻翻新闻,很少有媒体会在蔡康永的新闻里说,“同性恋主持人蔡康永”,可是金星的新闻里,出现“变性舞蹈家”、“变性艺人”这样字眼的标题比比皆是。

金星选择做手术,还是遥远的1995年。那可是整整20年前,互联网才刚刚进入日常生活,性别问题还是大众讨论的禁忌,今天在微博上对性别问题毫不在乎的90后一代人不是还没有出生,就是刚刚才断奶。身为一个舞蹈家,做出这样的决定很可能意味着艺术生涯的彻底终结。

可是金星还是勇敢地作出了选择,而且用直到今天仍然十分稀缺的勇气向大众坦然告知了自己的一切。

20年过去了,她活得越来越精彩。

5、

说到勇敢,说到真实面对自己,还有另一个这几天频繁被媒体翻出往事的人,那就是郝蕾。

媒体热衷于她和邓超的陈年八卦,多多少少忽略了她是一个多么勇敢、多么真实的人。

她在自己演艺生涯开始走上正轨的时候,去全裸出演《颐和园》,挑战了当年社会价值观的极限。

她不八面玲珑,甚至在影片宣传接受采访时都直言不讳,说自己是演员,不需要对电影的票房负责,算钱是制片人的事儿,“我要是带着个小算盘去拍戏,就不知道怎么演戏了”。

她剃光头,办摄影展,演话剧……总之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做真实的自己。

很多人看过郝蕾的话剧之后,无论是《恋爱的犀牛》还是《柔软》,都被她的表演深深折服。并不是每一个成功的影视演员都有能力驾驭话剧舞台,郝蕾的舞台张力,我想应该是来自她自己怒放的生命吧。

6、

无论是温和的蔡康永,犀利的金星,还是肆无忌惮的郝蕾,他们都有一张因为真实面对了自己的内心,而不怕被世界欺负的脸。

在节目里,蔡康永说,“当你做到行业顶尖,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让自己更加出色。

真实面对自己,能够给你一种力量,可是有的时候这种力量还不足以对抗世界。所以,你要更加努力,让自己更加强大。

真实面对自己,也意味着要给别人更多的尊重,尊重他们为自己的生活所做的选择。因为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那些平静的微笑背后,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里经历了怎样的黑暗长夜,打了多少艰难的战役。

每一个人,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7、

最近很热的美剧Sense 8里,有两句台词很好,摘录在这里送给你。

第一句是,“最终,衡量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勇气。” (In the end, we will all be judged by the courage of our hearts.)

我们站在一样的战壕里,面对一样的困境我们站在一样的战壕里,面对一样的困境

第二句是,“真正的暴力,最不能原谅的暴力,是我们过于恐惧自己真实的自我时所对自己施加的暴行。”

(The real violence, the violence that I realized was unforgivable, is the violence that we do to ourselves when we are too afraid to be who we really are.)

我们站在一样的战壕里,面对一样的困境

我们站在一样的战壕里,面对一样的困境

我们站在一样的战壕里,面对一样的困境

同情和正义感,是廉价、无用而有害的情感

这两天,很多人又一次为贩卖妇女儿童是否应该判死刑争论不休。我一直在有意识地回避参与这一类的讨论,是因为我觉得死刑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了争议性的问题,绝对不能只凭意气用事和简单的道德冲动就作出结论。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出现开启了公众话题讨论的热潮,但是其中绝大多数是无用乃至有害的噪音,反而伤害了论题本身。在人人口若悬河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克制发言的冲动。无论是私人对谈还是公众讨论,不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妄作论断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美德。在投入任何严肃的讨论之前,至少应该做一些研究,让自己有一定的知识和理论储备。

关于死刑,除了道德伦理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技术层面上的考量:死刑是不是能够有效吓阻犯罪行为?世界上已经有70%的国家实质废除了死刑,大概可以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答案。

另一方面,加重刑罚虽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也会出现反作用力。在极端的情形下,如果嫌疑人知道自己将来被捕必死无疑,很有可能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犯罪,因为反正横竖都是一死。就像知乎上有人说的,如果贩卖人口与谋杀都同样会被判死刑,那么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人贩子可能会选择杀死被拐卖的人,因为杀人并不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在死刑问题上,台湾是一个可供借鉴的例子。台湾在戒严时期也曾经奉行“乱世用重典”,对许多犯罪行为都处以世界上最严厉的刑罚,“结伙抢劫,不分首从,一律军法,绝对死刑”,“唯一死刑”,意思是法官除了判死刑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可是犯罪行为并没有因为严刑重罚而消失或减少,反而往往让犯罪分子的手段更加凶残。在七十年代的台湾,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不过我今天想讨论的其实并不是死刑,而是另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一次次心甘情愿地被人利用绑架,成为无量商业推广的肉鸡?

在并没有任何相关热点新闻发生的情况下,一个话题突然形成刷屏之势,背后必然有某种引导的力量在推波助澜。这一波讨论的源头,就是下面这张html 5页面,页面最下方有一行字“感谢珍爱网友情支持”,点击进去之后就是珍爱网的注册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珍爱网也承认了这是其内部员工启动的一次“营销行为”。

同情和正义感,是廉价、无用而有害的情感

公共议题的讨论当然多多益善,但是商业公司出于推广目的发起的讨论失去了所有的正当性,让人相当的不舒服。更不用说这样的推广方式完全抹杀了任何讨论的空间,只是简单粗暴地抛出一个充满情绪化的单一选项以骗取病毒转发。

伴随着社交网络的勃兴,对大众情绪的操弄也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在一次次热点新闻事件中,无论是草根大号还是媒体账号,都把这个技巧演练得越来越纯熟,一次次更加起劲地按摩着大众的前列腺和生殖器,帮助大众达到高潮。死了人,就满屏点起蜡烛;出了天灾人祸,就渲染悲情,同时对救援大唱赞歌,比如那个著名的标题“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没有天灾人祸没有死人的时候,就开始批发古今中外的“感动”和“正能量”……

现在商业公司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开始借助借助公众议题低劣地操弄大众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商业公司提升了知名度,增加了注册用户,大众借助一次轻而易举的转发,排泄了自己内心满溢出来的善良心和正义感,同时摆足了姿势、满足了想要赶时髦参与公众讨论的虚荣心。双方都各取所需。

要摆脱这样一种局面,不让自己的情绪被人操弄,我们有必要明白一个道理:拥有同情、愤怒和正义感,乃至爱国之心,其实并不是什么太高尚的事,因为这是人人都有的正常情感。正像齐泽克指出的,中产阶级由于其丰富的信息渠道以及优渥的生活条件,经常会产生对贫穷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及对社会不公的道德愤怒。只要良知未泯,你就必然会同情他人的苦难、愤怒世上的不公、渴望人间的正义。

这些情感还是廉价而虚伪的,如果你只是频繁展示你泛滥的同情和正义,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予以支持。大多数人,通过一次次地廉价的转发,定期宣泄掉内心积累的正义感之后,就继续心安理得地过着自己美满的日子,甚至可能连自己转发过什么都忘记了。

这些情感甚至还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所唤起的情绪,无论是悲伤还是愤怒,都会影响你对事情本身的判断,干扰你的思考。就像在这一次刷屏事件中,那些真正需要认真探究的问题,比如造成贩卖儿童现象如此猖獗的真正根源、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防范机制、死刑到底能不能有效扼阻贩卖现象,等等,在一次次喊着“人贩子必死”的转发中,都统统被忽略了。

而在社交媒体的催化下,这样一种情绪更容易互相传染,无限放大,最终酿成山呼海啸让人不寒而栗的“民意”。就像很多人都看过的这段日本电视剧《胜者即是正义》里的台词。

所以,不轻易展示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不是冷漠和铁石心肠,而是真正的智慧。

原谅的能力

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最近的康夏散书事件。这个热爱读书的年轻人今年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在即将远赴纽约前他一时兴起,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题为《带不走,所以卖掉我的1741本书》的文章,让网友给他汇钱,他随机挑选几本书寄给对方。没想到这篇文章迅速地在社交网络上形成病毒传播,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康夏收到了超过77万汇款,原本只是设计在一个小范围里进行的游戏之举也因此被夸张地赋予了情怀之类的意义。

短短两个星期之后,这件事又意外地反转。为了给尽可能多的人寄书,康夏批发了6000本书寄了出去。很多收到书的网友在微博上晒单之后,发现自己和别人拿到的书重复度很高,其中《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书更是多次出现。铺天盖地的质疑、嘲讽和讨伐随之而来,两个星期前把康夏捧上天堂的那股巨大的力量,瞬间又把他推进了地狱。

性格刚烈的康夏今天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发了最后一篇文章,言辞激烈地否认了对他的一些在他来说是莫须有的指责乃至污蔑,同时表示从此将永远停用一切社交媒体账号,“彻底消失”。

这件事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缺少一种相信别人和原谅别人的能力?

在这次散书事件之前,我就关注了康夏的微信公号。一个人是不是真诚,从他写的东西里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基于我对他文字的了解,我相信整件事并非如很多人所怀疑的那样,是个骗钱或者营销的阴谋。可是,这种愿意相信别人的能力,在另一些心肠坚硬又自诩睿智的人看来,却是对世界小清新式愚不可及的一厢情愿。

当然,后来康夏批发了一批新书寄出去的做法是错误的,偏离了一开始他自己设置的游戏规则,让参与其中的人感到被欺骗也在所难免。至于他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去买一批新书,是一时糊涂想趁机小捞一笔还是只是为了不让汇钱的人失望,也许只有康夏自己知道,我无意去探究真相。但是不管怎么样,康夏已经做出了弥补,他通过支付宝官方的帮助,把收到的77万书款全部退了回去,即使收到书的人也收到了退款,为此还承担了包括快递费和购书款在内将近十万元的损失。

可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对康夏仍然不依不饶,依然口诛笔伐、百般嘲讽。就算康夏真的在某个时刻动过贪念,难道这样的错就真的严重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吗?难道就因为这样一点小小的过错,就要让一个人名誉扫地、一辈子背负骂名吗?如果一个社会对一个年轻人犯的这样一点小小的错都没有原谅的能力,那这个社会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才会让人心变得如此坚硬?

类似的情景在过去几年其实屡见不鲜。在每一次形成社会热点的新闻事件中,犯了错的当事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千夫所指,陷入百口莫辩、万劫不复的境地。无论是出轨的艺人,还是出言不慎说了一两句错话的普通网友,或者是不遵守交通规则任意变道的女司机,几乎都被愤怒的口水淹没,似乎只有以死谢天下才能平息大众的愤怒。

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日本的“秋叶原随机杀人事件”。很巧合的是,这件事正好发生在七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8年6月8日,25岁的男性嫌犯加藤智大开着租来的货车在东京秋叶原的步行街上随意冲撞,后来又持刀乱砍,造成7人死亡、10人受伤,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

秋叶原杀人事件本身是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在几年后竟然酝酿出了另一个震惊日本社会的悲剧。2014年4月,加藤智大的弟弟自杀了。在他的遗书里,加藤的弟弟沉痛地讲述了自己在哥哥作案后整个家庭所面对的铺天盖地的拷问和批判。他说自己曾经努力要活出“凶手的弟弟”的阴影,可是来自媒体和舆论的追杀让他一次次失去工作,原本谈及婚嫁的女友也因为对方家人的极力反对而分手。

在遗书里,加藤的弟弟说,“无论如何努力想要向社会证明我不会成为哥哥那样的杀人犯,但经过了六年,我却仍然是犯人的弟弟”、“然后我发现,因为作为加害人的家属,我这辈子已经注定被剥夺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现实,所以,我决定放弃活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加藤弟弟的悲剧,起因正是不被原谅,即使原本没有过错,但是作为杀人凶手的家属,就必须一辈子背负罪责。整个东亚文化圈,似乎都缺乏这样一种原谅别人的能力。

即使是面对罪大恶极的罪人,我们也应该记得,他们有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更不用说,康夏这样也许犯下小过错的普通人,更加有权利为自己辩护,然后被原谅。

不原谅别人,是因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声讨犯下错误的人,能够产生一种声张正义的快感。而在社交媒体上,这样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更加容易互相传染,无限放大。在今天的中国,这样一种假托正义之名的集体情绪宣泄,越来越成为一种让人不安的可怕力量。

克制情绪是一种美德,原谅更加是一种美德。在每一次新闻热点事件中,但愿我们都能够不被心中的情绪裹挟,无论是悲伤还是愤怒,都能加以克制。在真相出来之前,冷静地等待真相。在真相出来之后,原谅,然后继续前行。

在美国做记者有多穷

今天,第99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公布。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行业的最高奖项、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新闻奖,是美国每一个新闻记者奋斗一生追求的终极梦想,其地位就类似电影界的奥斯卡。但是没想到的是,今年普利策奖意外遭遇了一个近百年历史上罕见的尴尬。

普利策奖由设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评奖委员会负责评选,美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记者都获得过这个奖。每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大报都是大赢家,瓜分了其中大部分奖项。 继续阅读“在美国做记者有多穷”